中国发展网讯 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第一季度)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供需双冲击下的全球结构性通货膨胀”话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志勇代表课题组发表主报告。

　　报告表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发达国家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所以在本次通货膨胀之前发达国家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都是充满信心的，人们曾一度认为通货膨胀已经被降服。然而2020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疫情变异以及经济活动的逐渐复苏，主要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相继进入上升通道。

　　这次通胀超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花旗集团通胀意外指数在2021年后有了比较快的上升，说明这次通胀是超预期的。同时通过观察国外一些知名专家的研究，发现在这次通胀的性质和持续性方面，国外著名机构的专家观点也是不一致的。

　　报告判断，根据对通货膨胀三个阶段的总结，全球发达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扩张，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另外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供给的短缺是引起这场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报告指出，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冲突对原有供应体系造成冲击，再加上疫情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全球供应网络重新面临总需求急剧扩张。 造成了突如其来的“全球”通胀。本轮全球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全球消费中心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制造中心的CPI和PPI出现了“剪刀差”分化，以出口大宗商品为主要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下降。

　　报告认为，供应链重整使得集装箱短缺限制了全球运输能力、芯片行业成为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重灾区”，促进了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趋势，对通货膨胀造成了短期影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对通货膨胀影响较小。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长期高位震荡，商品表现同中有异，全球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导致了通货膨胀快速上升。

　　报告分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制造中心的通货膨胀变化趋势。报告指出，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并不高，生产者价格指数较高，在去年年末生产者价格指数一直在10%以下，进入2022年以后由于国内采取了一些保证生产资料供给的政策，所以，PPI是下降趋势。CPI通货膨胀并不严格成立，CPI和PPI出现“剪刀差”分化，因此，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判断并不严格成立。

　　报告指出，随着发达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转向，未来的通货膨胀不是一个持久的现象，但未来通货膨胀在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正常水平，或者是政策制定者认为的比较合适的水平，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牺牲率”的考量。

　　报告强调，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背景下，我国进行高耗能行业重整，短期供需衔接出现空档，总需求不足与供给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我国PPI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以及国内短期供给冲击的影响处在高位，是整体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整个CPI处在低位。

　　报告指出，中国国内形势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政策仍然要立足国内。我们的核心关注点还是国内CPI水平处在温和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对资本市场也通过改革维持预期稳定，加强产权保护。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我国在去杠杆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活力下降的问题。此外住房贷款、社团消费的下降也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资金缺乏、项目不足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所下滑。这些问题都需要我国进一步做好宏观调控。要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就是为整个经济提供好的环境。此外要做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尤其是财政政策应该发挥降低融资成本和降低流通费用、为国债融资提供便利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首先提出当前的通货膨胀给学界带来新的挑战。这次全球通胀特别是欧美通胀、发达国家通胀具有超预期性，专家预测出现群体性偏误，这使得我们需要对传统理论要进行思考。说明在解决未来两个变局加速期、关键期很多的问题时，可能需要一些创新型的智慧，对于世界通胀的认识也可能处于一个知识更新、预测范式革命的阶段。

　　此外刘元春根据研究做出重要判断：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仅是逆全球化的时代、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高成本时代。这一点原因在于：第一，新冠一定会给人类带来防护成本、健康成本；第二，逆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对内循环体系的打造存在成本；第三，“双碳”目标带来的绿色转型成本；第四，地缘政治恶化造成的防务成本；第五，各国进入高债务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从传统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的角度分析本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首先这次通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长期的大规模货币供给积累到某一阶段后的必然反应，而疫情则是其中的突发性因素。疫情本身对供给的打击以及应对疫情全球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导致这一轮通货膨胀的非常重要的诱因之一。“需要关注的是投资、消费预期改变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所以要防止各个部门或地方推出引发预期收缩的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本轮全球性通货膨胀呈现出超越过去周期的宏观经济现象的表现，实际上构成了当代全球经济格局大变革的新动向。过去两年新冠疫情的冲击是本轮通胀大的宏观背景，疫情带来了供需两端的“双冲击”，而又侧重对供给面的冲击。叠加逆全球化、能源转型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次通胀影响较为深远。通过具体研究通胀，可以判断任何一次通胀都在货币性命题下有着自己的结构性特点。从结构性的角度看本轮通胀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和疫情冲击作为主导促成因素，具有动因相联系的特点。另一方面，它的货币宽松带来的货币支持通胀的条件也具有极为深刻的特点。

　　总体而言，已经发生的通胀的背景下，诸多因素中疫情冲击是主导因素，新通胀某种意义上是疫情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课题，非疫情因素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就通胀的结构性和货币性的关系而言，疫情期新通胀的结构性特点更加彰显，但是它的货币支持条件也更有特色，都值得深入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