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世界多国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最重磅的当属28日，美国公布的二季度GDP数据，环比下降0.9%，连续两季度录得GDP环比负增长，许多机构与媒体称美国已经进入“技术性衰退”。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波动加剧，IMF日前也宣布年内第三次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速至3.2%。

　　这不禁让人担心，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比2020年还要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世界经济衰退不仅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控制通胀，扭转经济势头，也取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如何发展。

　　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孙立行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罗长远，剖析全球经济动荡局势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美国经济衰退或看第三季度走势

　　目前，美国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收缩，这种统计指标持续下滑的经济状态被称为“技术性衰退”。但和以往经济危机的前兆不同，此次美国正在经历“非典型经济衰退”过程，即经济下行风险仍在加剧，但部分经济指标良好，如失业率维持在历史低位，最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数据出现回暖迹象。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是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衰退仲裁者，目前其还没有给出美国经济衰退的说法。NBER认为，除GDP外，经济是否衰退还需考虑众多经济指标。

　　孙立行认为，判定美国是否真正衰退还需监测美国第三季度数据，尤其是内需是否继续走弱。已知的是，一些最新的内需指标显露疲软态势，如私人投资对GDP环比的拉动由1季度的0.9%下降至-2.7%，私人消费对GDP环比的拉动从1季度的1.2%下降至0.7%；7月美国Markit制造业PMI初值52.3，创两年内新低；整体PMI分项新订单指数为48.6%，跌至荣枯线之下。这都表明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放缓，甚至由正转负。

　　罗长远认为，美国是否进入衰退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胀的走势。他解释，通胀的出现，根本原因是超发货币，直接原因是供应链受到了破坏，“贸易战、新冠疫情、地缘政治恶化，共同伤害的都是供应链，再加上近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不顺畅，就造成了物价飞涨、劳动力市场空缺”。

　　罗长远说：“反过来，通胀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会从消费、投资、出口多个方面制造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前景无法预测。”此前，美国官方公布6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9.1%，创下美国自1981年以来的历史新高。高通胀致使消费者减少对非必需品的采购，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7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95.7，为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美国2年期和10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倒挂程度加深，表现出人们对于短期内美国经济的好转不抱太大信心。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诺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重申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但外界对于第三季度通胀问题仍表示担忧。MBMG Group管理合伙人保罗对美国广播电视公司表示，他并不看好提高利率以抑制需求的做法，因为供应链的问题没有修复，通胀无法根本解决。

　　威斯康辛州银行家协会7月28日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国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为45%，最大的威胁在于，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在2022年末或2023年某个时候彻底收缩。孙立行提示，全球都应警惕美国潜在的经济“硬着陆”风险。同时罗长远也指出，美联储在公布加息政策时，有意弱化前瞻指引，这说明未来仍有相机调整政策的可能。

中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

　　虽然美国经济衰退未成定局，但很明显，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动荡加剧，多个主要工业国家出现贸易逆差，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联合国在一份二季度发布的报告中写道：“世界可能很快就会在全球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距离上一次衰退只有两年。”

　　与2020年世界经济快速反弹不同，业内对这次潜在经济衰退的看法更加悲观。孙立行说：“世界经济动荡，从表现形式上是由高通货膨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三大因素交织叠加所致，但实际上反映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近十年劳动生产率都没有明显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缺乏新的增长引擎。另一方面，贸易战、疫情、俄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世界各国加速重构具有安全、韧性的产业链，而不再将效率摆在首位。孙立行说，实际上，现在全球分工体系正在被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甚至是价值观等非供应的因素左右，产业链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开始转向区域化、短链化、本土化、多元化。而这样做必将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以及全球产品价格的上升。

　　无疑，世界经济动荡将波及中国，进出口、投资、金融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同时，罗长远指出，如果系统性的技术革命始终没有出现，美国仍将面临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并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量中国因素，一方面借俄乌战争之机，推进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去俄罗斯化”，另一方面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推进普通商品供应链的“去中国化”。

　　当然，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跨国公司要将产业迁回本土，也必将引起美国国内工资水平上涨，进一步加剧滞胀压力，所以通胀实际上会使得美国对中国制造更加依赖。”孙立行说。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抗风险性在于：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的市场优势、产业链相对健全的制造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所以当下中国要做的事就是把国内市场巩固好，尽快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做好应对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预案，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

　　罗长远也建议，在全球产业链“近岸化”(near-shoring)的趋势下，中国应该抓牢自身的近岸优势，夯实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供应链。首先，做好RCEP的“功课”，进一步深化和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其次，重启中日韩的自贸协定谈判，升级已有的FTA.在此基础上，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落地，加快CPTPP的谈判进程，在更多双边经贸关系中寻求共识。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