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时期，银行家大多生于官宦，出身名门，家世显赫，受过良好的教育。相比之下，草根出身的银行家则相对较少。但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只要你足够勤奋、聪慧、诚信、务实，则“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曾从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长期执掌浙江金融大权的金润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少年壮志显身手

　　金润泉(1878-1954)，名百顺，浙江省萧山县金西桥村人，中国银行的创办人之一，近代著名金融家，被誉为“金融界的常青树”“银行业的不倒翁”，曾任政协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金润泉虽祖辈经商，但到父辈却家道中落，在杭州开了一家染坊，仅够糊口。故其只读了三年私塾，14岁那年就到染坊做帮工。后经人介绍，到杭州乾泰钱庄当学徒，自此进入金融领域。虽钱庄规模不大，但正因其小所以伙计要身兼数职，这也让金润泉学了不少本事。几年后，他不甘于屈居小钱庄，又到同兴钱庄实习，并升到“跑场头”。后又转到规模较大的裕源钱庄(设有炉房)，并在钱业会馆初显身手，遂在业内小有名气。1899年绍兴高家和上虞王家在杭州新开宝泰钱庄，因见金精明能干、勤奋踏实，便设法挖了过去，高薪聘其担任副理。年仅21岁的他成为杭城钱业副理中最年轻者，名噪一时。

　　一个人的成功或是平庸往往只在关键几步。从钱庄业精英到中行高管，是金润泉一生的转折。1908年2月，户部银行经度支部奏准改称“大清银行”，并拟在杭设立浙江分行而急需人才。杭州钱庄业便推荐金赴京应试。由于主考官陈静斋是杭州人，金润泉的萧山同乡亦是晚清著名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立宪派领袖人物汤寿潜便写了一封举荐信，让金润泉面呈陈静斋，以便录用。然而，金润泉入京后并未去拜见陈静斋，而是与普通应聘者一样参加严格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通过，受到单独接见，方呈上举荐信而赢得陈静斋的极大好感。1909年2月，经陈力荐，金润泉成为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并被封为三品官衔，此时他才32岁。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停业清理，其业务由中国银行接手，管理人员大致留用40%，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经理，后被派往杭州筹建中行浙江分行，先后担任副行长、行长，终其一生伴随中行共成长。新中国成立后，金润泉继续留任中行董事、分行经理、总行赴外稽核等职。

　　金融业内常青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银行家真正的魅力就在于其面对各种风险，沉着应对，举重若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由于铁路借款、军费支出、政府运行等开支等使北洋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交行和中行便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提款机”。1916年5月12日，中行上海分行接到总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宋汉章、张嘉璈两位经理经过缜密思考后，决定抗拒停兑令，以维护银行信用，最终渡过难关，二人亦因此成为业内领袖。其时，中行浙江分行也同样接到停兑令。当时，虽然浙江分行行长是蔡谷清，而金润泉却是实际主事人，其考虑再三，决定与上海分行同进退，这一信心除了对同业支持力度的研判外，更多是基于对自己在客户中口碑的自信。在挤兑最严重的时候，他还亲自站到第一线直接与储户对话。

　　经过此役，证明金润泉的信用是公认的，亦由此确立了其在浙江金融界的领袖地位。1921年，他接任行长，主持中行浙江分行30年，为浙江的商贸、电力、教育和交通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业务份额在业内举足轻重，除1936年亏29.9万元及后两年因抗战无盈余外，其他各年都是盈利的，成为浙江金融界当之无愧的领袖。

　　更可贵的是，他还是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银行家。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他拒绝出任伪省长，并想方设法保存好中行在浙资产，连其自己独资或与他人合办的六家钱庄也全部停业，不与日伪合作。抗战胜利后，中行杭州分行(即浙江分行，下同)自龙泉返杭复业，全省各地机构亦陆续恢复，当年12月即开始发放第一批“复工贷款”，年末全省放款5亿元，被工商界人士誉为“久旱甘霖，雪中送炭”。杭州解放前夕，他特意向当局请求和呼吁，千万勿让军队破坏水、电、桥等设施及文物古迹，以确保经济民生正常运转，文化血脉得以传承，并率职工坚守本职，保护资产，迎接解放。

　　架桥筑渡传美谈

　　金润泉不仅行长当得兢兢业业、风生水起，而且热心公益，为浙江发展和百姓福祉做出了不少贡献，最了不起的是筑路修桥。在我国交通史上，浙赣铁路是继京张铁路之后的第二条由中国人自己投资建设的铁路，此中金润泉功不可没。这项工程有两大难题：一是耗资巨大。为此，他奔走呼号，积极组建银团贷款，共筹集资金2950万元，硬生生地用钱“堆”出了浙赣铁路；二是横跨钱塘江。既面临设计、技术难题，又需要不菲的人财物。中行杭州分行先后发放专项贷款120万元，并在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为首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下，建成了国内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型钢铁桥梁——钱塘江大桥。这不仅改善了浙江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交通面貌，而且为日后抗战爆发抢运人员与物资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百姓口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带头捐款重建钱塘江义渡。在钱塘江大桥建成以前，之江两岸往来全靠摆渡。但钱江浩荡，小舟常倾，时有灾难，欲真正解决问题则需建码头和栈桥。1928年，金润泉筹资在南星桥三廊庙渡口附近建成一座钢筋混凝土码头，成为全省最大的内河码头与重要交通枢纽，鼎盛时期年输送旅客4000多万人次，年货物运量达40万吨；1931年又在南岸萧山修建了码头和栈桥，实现了汽车轮渡，被誉为“浙江第一码头”。赵朴初曾以九字赞其曰：“大成大慈大勇大奉献”。

　　碑骨帖魂见性情

　　金润泉并非出生名门贵族，但却写得一手好字，这也为其后来进入钱庄当学徒打下了基础。作为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银行家，金润泉在书法的学习上更具得天独厚的优势。凭借在金融界的地位交友甚广，朋友中不乏书画大家和品鉴高手，接触多了，自然潜移默化迷上了书画。在其藏品中既有唐寅、徐渭、吴昌硕、黄宾虹、马一浮、徐悲鸿等职业书画家的作品，也有王一亭、张宗祥、赵朴初等同行(其系银行同道)的手迹。在1929年举行的西湖博览会上，其个人收藏的金石书画作品还进行了专门展览。

　　初见金润泉书法时，字里行间充盈的“书卷气”，看似平淡无奇，细细品味则透露出几分银行家的精致与果断。尤其是他的楷书，既有文人墨客儒雅内涵的气质，又给观者取法正脉、笔力遒劲、结构凝重、格局宏大的正大气象。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早年主攻唐楷，尤喜柳公权、颜鲁公，用力甚勤，但尚古脱古，灵动多姿，尤其是融合了行书的笔意，写出了一种独到的韵味，不少点画甚至有意识地采用行书笔意书写，不仅有姿态之美，而且富造型之妙，达到了相当高度。最典型的莫过于他1946年题写的《浙江工商年鉴》书名，汲取了唐人楷法之真谛，稳重温和，刚柔相济，古雅质朴，如若天成，特别是“工”字简而不虚，“鉴”字繁而不乱，充满了一种从容之态，堪称高手，令人叹服。

　　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行书，居然可以在“二王”书风与碑体书貌之间自由切换，游刃有余，这点估计连专业书家也很难做到。在笔者所能见到的其墨迹中，“二王”一路写得生动活泼、洒脱飘逸，虽笔画波折起伏不甚明显，但通篇透着一种干净清澈的妍美之质。如他写给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刘恢先的函，让观者深切感受到王字的飘逸，还兼具李北海的笔意，可谓难得的帖学佳构。如果说，这是那个时代读书人普遍具有的技能的话，那么其碑体行书则完全是有意识的艺术探索了。

　　受清代碑学的影响，一些书法家致力于行、草书与碑学笔法的融合。身为银行家的金润泉，若只满足于实用，似无必要探寻此路。然而，他仍以高度超然平和的心境师法古人，拓展书路，实属难得，也为其“非专业书家”的身份增色不少。如其所书清代诗人王士祯《故关》一诗，以帖学为宗，兼收碑学的险绝之象，点画精到，藏露之锋随运笔之势而定，没有一味恪守藏头护尾之定则，特别是遇到折锋的笔画都另笔提起，形成明显的顿挫，“碑骨帖魂”的特色自然散发出来。其实，书法对于金润泉就是“有意用功，无意成功”的修炼。他还将书法水平列入员工招募要求，如抗战胜利后在恢复机构补充人员时明确提出：“……拟就地征考，以具有高中以上学校毕业程度，常识丰富，文翰精通，书法端秀，并有办理文书工作之经验者为合格……”

　　看来，在那个年代没有一手过硬的书法是干不了金融的。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