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航班延误险获取保险赔款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利用亲朋好友的20多个身份证件，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航班延误险，通过伪造索赔文件等手段，作案900多起，获得保险赔款300余万元。消息一出，不仅是保险业为之震惊，在互联网传播力的推动下，更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大多是法律和新闻工作者，同时，也许多热心民众参与其中。

　　从总体情况看，社会舆论和议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围绕着“罪”与“非罪”展开，即从法律的角度，围绕“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讨论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或“保险诈骗罪”，参与讨论的基本上是保险业和社会的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是各持观点，各抒己见。但更多的是社会民众，也包括保险从业人员，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既然保险公司推出了这种产品，就应当“保得起，赔得起”，而不能“只赚不赔”，更有人认为，动用公安和刑法这样的“公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于目前警方披露的信息仍十分有限，所以，很难“就事论事”地进行评判，更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近年来，保险领域的各类诈骗案件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案件均具有很强的“专业”特征，一些犯罪团伙，一方面是对保险行业的情况非常了解，特别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漏洞，甚至采用内外串通，里应外合，进行所谓的“套利”；另一方面是不惜大量的投入，把保险诈骗案件做得“天衣无缝”，如一些医疗保险的诈骗团伙，甚至打通整个医疗产业链，而汽车事故的伪造场景，堪比电影摄制的片场，不仅让人惊叹他们的“专业水平”，同时，也让人觉得有点“防不胜防”。由此可见，保险诈骗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合同条款问题，也不是保险行业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的齐抓共管，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共治，因为，保险是现代社会风险管理和保障人民生活安宁的基础制度。

　　这次“航延险风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国虽已号称是全球第二大的保险市场，但无论是保险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还是社会和民众的保险意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因此，“粗放”就成为了我国保险的基本特征，不仅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粗放”，也包括了社会和民众认知的“粗放”。纵观全球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从“粗放”到“成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利用好每一次“危机”，并把它转化为成长过程中的反思、学习和进步，只有这样，我国保险行业才能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在这次“航延险风波”的讨论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人们更多地是围绕具体的案情，围绕着条款和法律适用，在法律和保险经营层面进行讨论和争论。但殊不知，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度都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总结，都是服务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可能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因此，在讨论所有问题之前，要先回答现代社会的保险制度“为什么”的问题。保险是人类社会在与风险抗争过程中，认识到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共渡难关，薪火相传，因此，就有了原始的互助，后来又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保险。如果要问保险的初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性中互助友爱的光芒，是人性中“善”的体现。因此，“善意”是保险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投保人都是心怀“善意”而来，如果离开这个“初心”，特别是在事后的评价和判断，依然可以置“善”于不顾，那么，所有的理论和专业，所有的雄辩和论证，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善”是保险，乃至社会的根本，更因为“君子务本，本立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