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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为中美贸易战关税买单?

当地时间8月5日,美国零售商、芯片制造商、农民和其它近36个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代表致信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和财政部长耶伦(Janet Louise Yellen),呼吁拜登(Joe Biden)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谈判,并削减进口关税,以免拖累美国经济。 商业团体代表在信中表示:中国方面已达到了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的“重要基准和承诺”,包括向美国金融机构开放市场,并减少了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一些监管障碍;而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应该优先考虑本国工人的利益,取消因提高成本而损害美国利益的关税。 随后,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放风,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有意出访中国,并且,拜登政府正在全面审查对华政策以及特朗普时期的进口商品关税。自2018年由特朗普政府挑起,持续至今已达三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似乎有了缓和的希望。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近期就加征关税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接受了观察者网采访。
张岸元:中美经济政策决策离不开定量分析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 观察者网:关于中美关系,您一直有一些不同于舆论场主流的观点,这些观点比较偏向技术化和定量分析,不太容易被大众理解。当前格局下,您为什么要这样分析问题?张岸元:社会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越是宏大命题,越是要小心求证。中美关系大局,是由一个个具体问题加总而成的。政治家看大方向,而研究者的责任是看具体。动辄就是大格局,言必称“这陷阱那陷阱”、言必称“终将摊牌”,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逼仄政治回旋余地,限制操作层面的谈判空间,导致负面预期的“自我实现”。唯物主义者主张历史是创造出来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没有宿命,要相信大国政治的丰富多彩、起起伏伏,相信双方在一段时期内能找到止损点。而经济领域内中美双方各自的止损点,是需要通过深入定量研究确定的。 观察者网:人大重阳近期发布的《中高速可实现——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增长前景》报告认为,中美经贸脱钩和产业外迁加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外部挑战,但一方面,美国难以承受完全脱钩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优势地位难以改变。所以对中国来说,挑战并非不可克服。您一直关注加征关税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张岸元:关于报告里面提到的中美经贸脱钩问题,我有一些观点补充。提供一个基本事实:从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份,美国联邦财政从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多获得的关税收入高达980亿美元之巨,这是我们国内有意无意忽略的。观察者网:究竟谁在为关税买单呢?张岸元:此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先生反复强调,关税是中国人在买单。然而最近,耶伦财长在很多场合表示,这些关税是美国消费者在买单,他认为加征关税是在威胁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且有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我们也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结论是: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有刚性,导致中国输美商品的价格指数在新冠疫情之后持续上升。加征关税此前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可能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买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开始越来越多地由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成本。 观察者网:中美贸易战也已经有两三年了,这期间有什么阶段性的变化?为什么耶伦的表态和此前特朗普的观点有这么大的差异?张岸元:首先,简要回顾一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同批次的情况:——2018财年,头三批商品关税落地。2018年7月、8月,第一批和第二批共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生效;2018年9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生效。当年,美国关税收入迅速升至413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约19%,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仅增长8.2%。据此匡算,美关税相比2017财年多增的67亿美元中,约39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19财年,关税继续加码。2019年5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升至25%;2019年9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生效。当年,美国关税收入大幅增长至708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105%。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相比2017财年仅增长10.2%。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62亿美元中,约327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0财年,关税整体仍处高位。2020年2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当年美国关税收入降至686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98%。而相比2017财年,美国进口金额负增长1.1%。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40亿美元中,几乎全部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1财年,美对华关税未做整体调整。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匡算,该财年前八个月(到今年5月)美国将征收关税505亿美元,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关税的210亿美元增长141%。而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美国2021财年前八个月进口金额仅增长11.7%。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295亿美元中,约271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总体来看,从2018年下半年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美国联邦财政通过对华加征关税,多获取了近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张岸元:中美经济政策决策离不开定量分析近年来美国进口和关税收入概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USITC; 数据处理: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观察者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下一步的场景究竟是什么样?张岸元:谁为关税买单,取决于双方的定价权、中方的供给弹性、美方的需求弹性等因素,具体结果将反应在加征关税商品价格上。事实上,通过对输美商品到岸价的统计分析,能够清晰、无争议地得出各方直接损益的结论。如果加征关税后,到岸价不变或反而上升,说明是美国进口商或消费者全部承担了关税成本。如果到岸价下降——视到岸价的下降幅度情况——说明中方全部或部分承担了关税成本,政治立场可能扭曲当局对加征关税在中美间负担情况的表述。 我们使用“对数差分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2015年1月至2021年5月间的全部中国输美产品(包括四批加税品及未加税商品)HTS10口径的贸易数据进行回归。 计量结论是: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每加征关税一个点,加税当月以美元计价的到岸价格将下降0.23个点,1年后降幅达到0.58个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上升1个点(即人民币贬值1%),以美元计价的到岸价格将下降0.18个点。 模型结论指出,中国和美国共同承担了加征关税的成本;随着疫情演进、时间推延,美方承担的比例开始上升。到岸价的变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价格下降阶段,期间,美国承担了约42%的关税成本,中方承担了58%;二是价格低位徘徊阶段,期间,美国承担了约36%的关税成本,中方承担了64%;三是价格恢复上涨阶段,期间,美国承担了约47%的关税成本,中方承担了53%。 汇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人民币越升值,到岸价越是回升,美方承担的比例越大。汇率变化对到岸价的影响存在时滞,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到岸价价格指数与滞后六个月的人民币汇率相关性高达-0.79。当然,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复杂性,我们很难说过去几年的贬值是否与加征关税关联。 张岸元:中美经济政策决策离不开定量分析观察者网:这样的话,美国媒体放风财政部长耶伦有意出访中国,且拜登政府正在全面审查对华政策和特朗普时期的进口商品关税,似乎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是财政部长,而不是贸易代表,在更多地谈这个事呢?张岸元:是的,事情变得非常有意思。耶伦作为财政部长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中美经贸之争正在逐渐变成一个美国的内政问题。如果这部分关税越来越多地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就相当于是在美国联邦财政和居民负担之间做权衡。是否取消加征关税也越来越成为拜登当局需要权衡的国内利益格局问题。引人注目的是美国2022财年预算案对关税收入的估算。该预算案估计,截至今年9月的2021财年,关税收入将高达850亿美元。但2022财年,关税收入将大幅下降到570亿美元;之后两年,将进一步下降到每年450亿美元。鉴于美国关税收入的大幅上涨主要源于对华加征关税,关税收入大幅下降的预算,不由让人产生联想——至少美国财政已经开始考虑降低税率场景。 当然,在美行政当局看来,关税并非是由本届政府加征的,因此,在民主党政府降低或取消它的同时,最好能从中方拿到新的对价。这些对价也许包括落实安排新的采购、中国进口关税率有新的下降等。从这个维度考虑,我倒是对中美经贸关系,至少在普通商品贸易领域的关系,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观察者网:关于前面谈到的关税问题和中国的产业链优势,我注意到,中国2020年钢铁产量占全球57%,在美国拜登政府通过法案,试图用大举基建拉动国内经济的情况下,我国取消钢铁出口退税,甚至考虑增加关税,一方面是为了平抑铁矿石的进口价格,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确保基建内需需求,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决策?张岸元:这一决策有必要性。支持取消出口退税的逻辑,与“30-60”目标的要求,以及财政补贴场景下的两国收入分配逻辑是一致的。不仅如此,今年年初,国内一直酝酿出台限制钢铁产量的政策,该政策到二季度才出台。鉴于一季度国内产量已经有了相当幅度的提升,因此,年内如期完成限产目标的压力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取消出口退税,尽量将有限供给用于满足国内需求,有其合理性。 该政策与美国国内基建关系不大。按照国内有些人定性的理解,中国取消出口退税,有推高美国基建成本的作用。但大体测算,美国万亿美元基建中,传统意义基建约5500亿美元,分十年完成,每年带动的新增钢铁需求在300到400万吨的量级,大约相对于我国唐山地区一个月限产压缩的产量,在我国巨大钢铁产能和巨额出口中,占比微不足道。 观察者网:美国7月的PPI飙升到7.8%,CPI同比上升5.4%,为2008年以来最快同比增速。有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向全球提供廉价商品,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通胀,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如果中国之后更加关注内需市场,叠加疫情下全球物流不畅等因素,是否会让全球通胀更加难以控制?张岸元:中美经济政策决策离不开定量分析美国生产价格指数(PPI)走势 张岸元:中美经济政策决策离不开定量分析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走势 张岸元:中国出口廉价商品缓和发达经济体通胀的说法,一直非常流行。还有些人进一步演绎出所谓“美国离不开中国廉价优质商品、离不开中国低估值高回报资产”的说法。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如果以上属实,美国为何要加征关税?为何要打压中概股?为何要人民币升值?低价进口抑制美国国内通胀的逻辑没有问题,但缺乏定量测算的支撑。要知道,在发达经济体的CPI构成中,服务占比在70%以上,发达经济体通胀与否,主要是其国内经济运行的产物。所谓中国通过减少出口,加大发达经济通胀压力的设想,很难成为现实。 关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前景,我们还是要多看日本的例子。此前的十来年间,安倍经济学一直试图帮助日本摆脱通缩局面,效果非常有限。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用货币数量论就能简单解释的。新冠疫情可能的长期化趋势,对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有确定无疑的助推作用。但与此同时,需求萎缩、需求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带来的供给弹性变化,可能更为引人注目。 最为典型的是油价。此前有页岩油页岩气革命拉低油价天花板;新冠以来,航空运输长期得不到恢复,抑制航空燃料消费;下一步,新能源车大面积推广,必将导致全球的汽油柴油消费在特定时间点出现断崖式下跌。石油消费中的60%是用于燃料,需求下降会导致油价不振,大面积的通胀很难发生。当然,如果调整通胀指数的构成,结果会有所不同。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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