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謇共甘苦患难的吴寄尘(三)
大生系统各企业发展过程中,与金融界关系极为密切,上海作为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自然是大生企业极为倚重之所在。大生驻沪事务所核心的功能,就是融资。与大生合作的金融机构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值得一提。张謇时代的上海银行,与大生企业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是银企合作的典范。
1915年4月17日,庄得之、陈光甫、王晓籁、李馥荪等假座上海宁波路8号召开股东会,上海银行成立,庄得之被推举为总董事,陈光甫为办事董事兼总经理。上海银行正式开业于1915年6月2日,办事人员只有7人。据陈光甫回忆,上海银行发起之初,原定股本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数千元。早期浙江实业银行常给予透支,中国银行则在上海银行开业之日起就存入7万元一直不提取。大生企业对上海银行也有帮助,据吴寄尘的侄子吴又春回忆:“上海银行创办时资金周转是比较困难的,大生不仅在投资方面帮助过,而且常在往来户上存款维持,所以后来大生碰到资金周转困难时,上海银行也予以帮助。”由此奠定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牢固的合作关系。1916年,上海银行即在南通设立办事处,经营厂家押款,大生企业获益很多。
上海银行1916年2月22日股本20万元,包括张謇入股的1500元(一直到1919年12月31日),张謇的股份到1921年12月31日达到5000元。吴寄尘1919年12月31日和1921年12月31日在上海银行的股份都是1万元。1919年,该行续收资本时,大生加入股本15万元。大生的投资,在股东名单上显示为大仁堂等30户。这项投资,源于吴寄尘1918年5月23日在大生一厂股东常会上的建议:“适值商业银行去岁在通营业甚多,本拟设分行在通,故迎合其意附股。昨议分厂提银五万两,正厂在保险项下提银十万两,为商业股本。在两厂受金融活动之益,于秋市购花尤有关系。”1919年5月,张謇、张詧、吴寄尘当选为上海银行董事。1922年7月,吴寄尘被推为副董事长,实际上是代表大生参与上海银行的事务。这些股份于1923年转让,5月张謇辞去董事;1924年5月,吴寄尘辞职。尽管大生退出对上海银行的投资,但双方的管理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大生陷入困境后,上海银行依旧支持大生,是大生重要的投资者,这与吴寄尘从中沟通密不可分。
如果说吴寄尘在上海银行一度担任要职,是作为大生企业的代表,或者也可以视作为张謇事务繁忙,无暇顾及,由吴寄尘出面;那么在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筹备过程中,吴寄尘则发挥出关键的推动作用。华商纱厂联合会(简称纱联会)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纺织行业团体。祝兰舫、荣宗敬和刘柏森等人于1917年3月15日下午在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纱厂集议,共有22人代表15家华商纱厂与会,议决上书北京市政府,反对棉花出口和棉纱进口免税。大生也在受邀之列,但未派员参加。4月17日,吴寄尘代表大生参加第二次会议。之后议办中的纱联会多次开会,讨论是否需要继续维持的问题。10月,筹委会给全国各华商纱厂发函寄送章程,征求意见。
10月27日,召开预备会议时,仅收到德大、裕泰、广勤等6家企业的复函。与会的有穆藕初、吴寄尘、张秋园、聂云台、刘柏森等人。吴寄尘力主继续推进:“张三、张四先生尚无来函。以四先生不问事,三先生下乡未回,想对此举无不赞成。现外埠纱厂已有函来赞成,再由我辈发起人消灭之,似乎不可。今且审核章程,以便发寄。”11月17日的会议上,“先有刘柏森报告已往筹备之情形,并谈及吴寄尘聂云台诸先生维持之热心”。在讨论时,就张謇未对咨询函答复一事,吴寄尘解释道:“前寄去之呈稿及章程均寄往通州尚未得复,想张四先生无不赞成。”张三、张四先生即张詧和张謇兄弟。沪所与张謇之间的沟通实际上频繁而及时,一般不存在上海方面的重大事项张謇不知悉的情况。张謇一直没有回复,或者说没有授权吴寄尘回复意见,可见张謇对纱联会的成立不太热衷。从纱联会留存下来的会议记录上看,张謇几乎没有参与过纱联会的活动,只是因为纱联会认为“非得声望素著者左提而右挈之,不足以资领袖”,而张謇“对于实业,素具热忱,而于纺织一门,尤为同人先导”。从1917年3月15日纱联会初次会议,到1918年3月14日选举大会,纱联会先后召开13次会议,吴寄尘参加过8次。而吴寄尘还是在张謇没有明确表示的情况下,积极斡旋,对纱联会的成立起到促进作用。试想如果不是吴寄尘替张謇不答复的行为辩解,张謇的淡漠态度,必然对其他华商纱厂业主起到消极的心理暗示作用。
纱联会最终于1918年3月14日成立,张謇被推举为会长,吴寄尘以12票当选为董事。纱联会的成立,使得华商纱厂有了一个组织,对于“协调棉纺业内部和外部关系, 改善棉纺业生存和发展条件, 起到了个别厂商无法替代的工商团体作用”。直到1924年4月6日纱联会第七届常年大会选出周缉之为新任会长,张謇始不再担任这个挂名的会长。
吴寄尘于1912年接任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一直到1935年去世,可谓鞠躬尽瘁。期间历经过大生企业的辉煌时期,也体验了大生企业衰败、穷于应付各路债主的苦涩。在吴寄尘主持下,大生在上海九江路22号建成南通大厦,标志着大生的事业达到顶峰。该楼至今还矗立在上海九江路河南中路交汇处,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困难时期,吴寄尘基本上与大生、与张謇同舟共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企业债票——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的发行,归功于吴寄尘向上海金融界的推介,该债票缓解了大有晋、大丰等5家盐垦公司的经济困难。“1922年后盐务、纺织先后失利,大生本身陷入债海,大生驻沪事务所每日除为纺系四个厂调度银根外,还要为大生资本集团所属数十家单位调度银根,每晚几十个单位的收付划抵的细账,都要汇报给主任吴寄尘听,每到午夜后,才能决定次日筹码的安排,事务之烦责任之重,形成了大生资本集团的神经中枢。举个例来说,当时专司调汇账目的职员潘华封,任职才十多年,就因日夜疲于账目数字,发了神经,足见大生驻沪事务所业务的紧张与繁复”。张謇在1923年底写给张孝若的信中感慨万千:“今于友辈中察得真有休戚相关,临难不却之忠者,吴寄尘、张作三、江知源、章静轩数人耳。”黄炎培于1935年10月3日所作挽吴寄尘联中赞曰:“南通事业,海上周旋,论公私关系如麻,长日劳劳。”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文章来源:南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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