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系统各企业发展过程中，与金融界关系极为密切，上海作为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自然是大生企业极为倚重之所在。大生驻沪事务所核心的功能，就是融资。与大生合作的金融机构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值得一提。张謇时代的上海银行，与大生企业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是银企合作的典范。

　　1915年4月17日，庄得之、陈光甫、王晓籁、李馥荪等假座上海宁波路8号召开股东会，上海银行成立，庄得之被推举为总董事，陈光甫为办事董事兼总经理。上海银行正式开业于1915年6月2日，办事人员只有7人。据陈光甫回忆，上海银行发起之初，原定股本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数千元。早期浙江实业银行常给予透支，中国银行则在上海银行开业之日起就存入7万元一直不提取。大生企业对上海银行也有帮助，据吴寄尘的侄子吴又春回忆：“上海银行创办时资金周转是比较困难的，大生不仅在投资方面帮助过，而且常在往来户上存款维持，所以后来大生碰到资金周转困难时，上海银行也予以帮助。”由此奠定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牢固的合作关系。1916年，上海银行即在南通设立办事处，经营厂家押款，大生企业获益很多。

　　上海银行1916年2月22日股本20万元，包括张謇入股的1500元(一直到1919年12月31日)，张謇的股份到1921年12月31日达到5000元。吴寄尘1919年12月31日和1921年12月31日在上海银行的股份都是1万元。1919年，该行续收资本时，大生加入股本15万元。大生的投资，在股东名单上显示为大仁堂等30户。这项投资，源于吴寄尘1918年5月23日在大生一厂股东常会上的建议：“适值商业银行去岁在通营业甚多，本拟设分行在通，故迎合其意附股。昨议分厂提银五万两，正厂在保险项下提银十万两，为商业股本。在两厂受金融活动之益，于秋市购花尤有关系。”1919年5月，张謇、张詧、吴寄尘当选为上海银行董事。1922年7月，吴寄尘被推为副董事长，实际上是代表大生参与上海银行的事务。这些股份于1923年转让，5月张謇辞去董事；1924年5月，吴寄尘辞职。尽管大生退出对上海银行的投资，但双方的管理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大生陷入困境后，上海银行依旧支持大生，是大生重要的投资者，这与吴寄尘从中沟通密不可分。

　　如果说吴寄尘在上海银行一度担任要职，是作为大生企业的代表，或者也可以视作为张謇事务繁忙，无暇顾及，由吴寄尘出面；那么在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筹备过程中，吴寄尘则发挥出关键的推动作用。华商纱厂联合会(简称纱联会)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纺织行业团体。祝兰舫、荣宗敬和刘柏森等人于1917年3月15日下午在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纱厂集议，共有22人代表15家华商纱厂与会，议决上书北京市政府，反对棉花出口和棉纱进口免税。大生也在受邀之列，但未派员参加。4月17日，吴寄尘代表大生参加第二次会议。之后议办中的纱联会多次开会，讨论是否需要继续维持的问题。10月，筹委会给全国各华商纱厂发函寄送章程，征求意见。

　　10月27日，召开预备会议时，仅收到德大、裕泰、广勤等6家企业的复函。与会的有穆藕初、吴寄尘、张秋园、聂云台、刘柏森等人。吴寄尘力主继续推进：“张三、张四先生尚无来函。以四先生不问事，三先生下乡未回，想对此举无不赞成。现外埠纱厂已有函来赞成，再由我辈发起人消灭之，似乎不可。今且审核章程，以便发寄。”11月17日的会议上，“先有刘柏森报告已往筹备之情形，并谈及吴寄尘聂云台诸先生维持之热心”。在讨论时，就张謇未对咨询函答复一事，吴寄尘解释道：“前寄去之呈稿及章程均寄往通州尚未得复，想张四先生无不赞成。”张三、张四先生即张詧和张謇兄弟。沪所与张謇之间的沟通实际上频繁而及时，一般不存在上海方面的重大事项张謇不知悉的情况。张謇一直没有回复，或者说没有授权吴寄尘回复意见，可见张謇对纱联会的成立不太热衷。从纱联会留存下来的会议记录上看，张謇几乎没有参与过纱联会的活动，只是因为纱联会认为“非得声望素著者左提而右挈之，不足以资领袖”，而张謇“对于实业，素具热忱，而于纺织一门，尤为同人先导”。从1917年3月15日纱联会初次会议，到1918年3月14日选举大会，纱联会先后召开13次会议，吴寄尘参加过8次。而吴寄尘还是在张謇没有明确表示的情况下，积极斡旋，对纱联会的成立起到促进作用。试想如果不是吴寄尘替张謇不答复的行为辩解，张謇的淡漠态度，必然对其他华商纱厂业主起到消极的心理暗示作用。

　　纱联会最终于1918年3月14日成立，张謇被推举为会长，吴寄尘以12票当选为董事。纱联会的成立，使得华商纱厂有了一个组织，对于“协调棉纺业内部和外部关系， 改善棉纺业生存和发展条件， 起到了个别厂商无法替代的工商团体作用”。直到1924年4月6日纱联会第七届常年大会选出周缉之为新任会长，张謇始不再担任这个挂名的会长。

　　吴寄尘于1912年接任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一直到1935年去世，可谓鞠躬尽瘁。期间历经过大生企业的辉煌时期，也体验了大生企业衰败、穷于应付各路债主的苦涩。在吴寄尘主持下，大生在上海九江路22号建成南通大厦，标志着大生的事业达到顶峰。该楼至今还矗立在上海九江路河南中路交汇处，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困难时期，吴寄尘基本上与大生、与张謇同舟共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企业债票——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的发行，归功于吴寄尘向上海金融界的推介，该债票缓解了大有晋、大丰等5家盐垦公司的经济困难。“1922年后盐务、纺织先后失利，大生本身陷入债海，大生驻沪事务所每日除为纺系四个厂调度银根外，还要为大生资本集团所属数十家单位调度银根，每晚几十个单位的收付划抵的细账，都要汇报给主任吴寄尘听，每到午夜后，才能决定次日筹码的安排，事务之烦责任之重，形成了大生资本集团的神经中枢。举个例来说，当时专司调汇账目的职员潘华封，任职才十多年，就因日夜疲于账目数字，发了神经，足见大生驻沪事务所业务的紧张与繁复”。张謇在1923年底写给张孝若的信中感慨万千：“今于友辈中察得真有休戚相关，临难不却之忠者，吴寄尘、张作三、江知源、章静轩数人耳。”黄炎培于1935年10月3日所作挽吴寄尘联中赞曰：“南通事业，海上周旋，论公私关系如麻，长日劳劳。”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文章来源：南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