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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赋语”:1/26+1/6=1/4!1+1+1+1>4!

  长三角正蓄势腾飞开新局。

  “长三角一体化”依然是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门词。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表示,浙江正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性抓手,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共富经验”。

  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呼吁,要加快推进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给予更大程度压力测试。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浙江省委会主委罗建红: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应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尹学群呼吁,应建立共同富裕部省协同研究机制,赋予浙江更多的改革试点。

  “民营企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董事长王建沂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秦:真正发挥“1+1+1+1>4”的合作效应,只有将沪苏浙皖各自的长板拉长,合作的空间才能变得更大。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罗平:支持安徽在沪苏浙建立“人才飞地”“人才驿站”等,实现研发和产业的合作共赢模式。

  “‘不破行政隶属、突破行政壁垒’。”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表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要抓住“东数西算”等重大关键布局的机遇,加快数据中心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长三角正蓄势腾飞开新局。

  通江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这片改革开放高地以全国二十六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六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开启新征程,“长三角一体化”依然是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门词。从科技一体化到金融一体化,从交通互联互通到绿色共享发展,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欧其建议,完善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顶层设计,围绕产业链统筹部署创新链,设立产业科创联合体。同时,建议三省一市共同参与重大项目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推动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通。

  推动产业协同,全国人大代表、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呼吁,在国家层面支持示范区三地联合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以汾湖高新区为主体,采取“一区多园”的模式,支持创建跨省域“一区多园”的国家级高新区。

  为激活金融力量,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呼吁,建议统筹配置信贷资源,推动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鼓励商业银行在上海设立长三角区域管理总部,发挥上海信贷资源相对充裕、资金成本较低的优势,统筹协调长三角区域的信贷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马进建议,金融机构利用上海自贸区政策红利,发挥金融创新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优势,通过跨境本外币结算、融资及自贸区债券发行、跨境资产转让等各类创新业务,根据自贸区分账核算利率市场行情,满足长三角区域内的企业或境外子公司境外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资金需要。

  生态绿色作为立身之本,书写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篇章。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建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可在环境协同治理这一领域进一步破题,提升数字化水平,推进数字化改革。刘锐建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应抓住“东数西算”等重大布局机遇,加快数据中心建设,推进5G网络覆盖,加快网络和应用升级改造,进一步归集数据,提升算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建宇建议,利用空间大数据信息加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监测与治理。同时,建议相关机构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并设立实施专项。

  如今的长三角,正着力在重点领域、重点区域、体制机制一体化上再下功夫,加强制度衔接和政策协同,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一体化发展事业再上新台阶。

全国两会浙江代表委员共同“赋语” 从“浙”起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围绕共同富裕的话题,从立法体系、分配机制、实现路径等多个角度建言献策。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表示,浙江正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性抓手,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共富经验”。

  机制创新:

  就业为本、统筹城乡

  聚焦共同富裕,浙江正从“发展型”制度政策向“共富型”跃升转变。对于浙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可为之处”,代表委员们各抒己见。

  “要实现共同富裕,一定要把发展放在更高位置,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第一前提。”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浙江省委会主委罗建红表示,“其中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应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

  谈到灵活就业,罗建红表示,浙江的经济结构中,民营经济占比较大,全省3920万的就业人群中,个体经营者约占四分之一。这部分“灵活就业”的人群中,既包括大量以劳务服务为主的新岗位,也包括以专业技能人才为主的自由职业者。

  面对形式上更灵活的就业形态,如何在机制上给予更多支持?罗建红提出了拓渠道、优服务、强保障三大建议:

  一是充分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鼓励个体经营发展;二是发挥“加油站”作用,建立岗位信息库、人员信息库和线上求职招聘平台“两库一平台”;三是发挥“稳定器”作用,探索通过团体保险、行业协会或社区为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集体参加工伤和医疗保险等。

  将目光投向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另一场景——农村,这里四处洋溢着新气象。“土地股份合作社、乡村旅游开发公司让村集体经济结出硕果,强村富民有了‘靠山’。”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德清县五四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小目标”:2022年,村集体收入要突破1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5.8万元,低收入人群人均年收入不低于3.5万元。

  放眼全省,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率先制定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从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浙江改革步履不止。

  分配改革:

  扩中提低、精准施策

  打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是中央赋予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是浙江交出的“改革范本”。

  “要着力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尹学群表示,浙江要以“扩中提低”为牵引,打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让三次分配“指向一致、协调配套”。如进一步探索构建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初次分配制度,举措更精准、功能更充分的再分配制度,以及激励回报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制度。

  尹学群还建议,通过深化数字化改革,加强多跨协同和综合集成,统一认定标准;加快构建共同富裕基础数据库,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统计、评价等体系,全面分析各类人群、家庭的基础数据,精准把握全社会的结构特征,在精准画像的基础上做到精准施策。

  在尹学群看来,推进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是小修小补地“打补丁”,而是对原有政策体系进行系统性制度性重塑。他呼吁,应建立共同富裕部省协同研究机制,赋予浙江更多的改革试点。

  共同富裕建设“排头兵”宁波,通过“甬上乐业”“安薪在甬”等一系列行动,有效增加当地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强化困难群体的托底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经信局局长张世方表示,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要进一步系统化建立先富带后富的帮促政策制度,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激发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增收潜力,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加强就业困难人员培训、帮扶和托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法治护航:

  立法先行、体系推进

  浙江省2022年度立法计划项目中,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条例占据“C位”。在此基础上,各领域具体法规逐步健全,“1+N”的共同富裕法规制度体系日渐成型。

  “加强对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法治供给。”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黎明建议,综合授权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示范区建设改革创新需要,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制定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相关地方性法规。

  此前出台的《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中,总则部分就明确了应当统筹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通过立法促进农业全面提升、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梁黎明强调,要深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有效实施,以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契机,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打造法律监督最有力示范省份,是浙江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重要内容,亦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保障。”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表示,当前,最高检正在研究出台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服务保障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从实践来看,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处,浙江在法律条文“立新废旧”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包括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均被纳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统筹考虑的修订范畴。

  企业实践: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底色”,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浙江全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863.7万户,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1335户。按常住人口计,8个浙江人中就有1个是“老板”。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进程中,民企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民营企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董事长王建沂说,“在办好企业的同时,要致力于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打造和提升创新能级,以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积极助力地方经济。去年11月,天能集团与长兴县新川村携手推进村企共建,共同成立了3家“强村公司”,将股权基金模式引入乡村振兴领域,拓宽村民创富新渠道,推进新乡贤带富工程。

  这样由民企牵头、以产带链、发展共富的场景,在浙江的田间地头“开花结果”。透过正泰集团的“光伏富民”,可窥见一条“土地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环境增美”的多赢之道。此外,正泰还在多地投资建设科技创新孵化园,成立创投基金,帮助解决创业者资金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聚力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上展现新担当、作出新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秦:1+1+1+1>4,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秦

  “科技协同创新,是开路先锋,是重要突破口。”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秦表示,长三角三省一市要把各自的优势转变为整体优势,共同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使长三角地区真正成为紧密协同的区域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创新共同体。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最活跃的地区,长三角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有着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产业创新生态。王秦列举了一系列数字:长三角三省一市拥有高等院校45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36所,占全国的25%。其中,江苏高等院校167所,“双一流”高校16所,研发人员超过91万人,两院院士118位、数量居全国所有省份第一位。此外,江苏产业基础雄厚,有着强大的制造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47.5%,特别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已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江苏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中的基础和优势。

  近年来,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有着优良基础,走在全国区域合作前列,但仍有一些深层次、体制性的难点需要突破。王秦举例说,区域间战略、规划、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还不够强;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低效率的同质化竞争现象;跨行政区域的人才、技术、成果等创新要素流动渠道还不够顺畅等。为此,王秦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统筹协作,真正发挥“1+1+1+1>4”的合作效应,强化战略、规划、政策的有机衔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二是找准定位、各展所长,只有将沪苏浙皖各自的长板拉长,合作的空间才能变得更大;三是注重试点先行,支持一些地区先行探索、积累经验,为全面推开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借鉴。

  王秦还介绍说,2021年12月15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科技厅,联合制定了《关于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协同开放创新的实施意见》,对“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设计了总体目标和实践路径。三省一市要发挥对外合作整体优势,坚持开放发展、共享共建、协同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共同建设一批高水平开放创新平台,联合实施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引进培育一批高层次国际顶尖人才团队,协同拓展一批国际科技合作渠道。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集聚配置国际创新资源,塑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提升区域创新品牌影响,使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前沿和窗口。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罗平:长三角需进一步完善科技政策协同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罗平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罗平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较为集聚,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政策协同机制,强化政策衔接与联动,优化科技创新资源的要素配置。

  罗平介绍,安徽省近年在量子信息、磁约束聚变、单分子科学、高温超导、地球环境、生命健康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安徽将坚持以“科创+产业”为引领,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

  此外,在承接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助力淮北、亳州等皖北8市加强与上海闵行、江苏南京、浙江杭州等地合作,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推进产业转移与承接。

  罗平认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一是要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等要素融合,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二是要打造原始创新动力源,以长三角区域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等为依托,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重大创新策源能力;三是打造融合创新示范区,在长三角区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开展科技政策先行先试,推动科技资源高效共享,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四是打造开放创新引领区,提升集聚和使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推动长三角区域成为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前沿和窗口。

  针对进一步完善科技政策协同机制,罗平建议,首先要加强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成立长三角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机构联盟,引入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质资源,形成科技资源数据池,持续深化科技资源共享。

  其次,共建人才评价与互认机制,建立一体化和标准化的人才数据库,打通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信息孤岛,持续深化人才资源共用,支持安徽在沪苏浙建立“人才飞地”“人才驿站”等,实现研发和产业的合作共赢模式。

  罗平认为,应支持沪苏浙皖共建国家级实验室、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载体,持续深化创新平台共建,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学术交流、技术攻坚、成果转化等。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推动数字化改革构建数字长三角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为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不破行政隶属、突破行政壁垒’,从各地实践来看,通过数字化改革,构建数字长三角,能有力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刘锐表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可以在建设数字长三角的过程中做好引领示范,特别是在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一些高频应用领域,试点探索数字化改革。在试点基础上,各地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相关数据共享机制、建立数据跨区域统筹管理制度。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可在环境协同治理这一领域进一步破题,提升数字化水平,推进数字化改革。”刘锐表示,“一方面,青浦、吴江、嘉善三地要推进环境质量实时在线数据监测和数据的跨区域、跨部门共享,加强统一的数据监测与智慧化、生态绿色的信息平台建设,为分析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各地也要加强实时在线治理,推动以‘互联网+治理’为依托的数字化手段在环境协同治理中的应用。”

  此外,刘锐认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要抓住“东数西算”等重大关键布局的机遇,加快数据中心建设,推进5G网络覆盖,加快网络和应用升级改造,进一步归集数据,提升算力。

  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交换,关键在制度创新。在刘锐看来,目前,生态、规划、水利等条线部门的一些数据沉淀在各地的大数据部门,数据格式、标准并不相同,各地各部门需建立起相关的技术标准,制定省域间公共数据共享共用的制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刘锐表示,“从参与浙江数字化改革的实践来看,数字变革将重塑生产、需求、供应、消费等各领域,并进一步推动组织运行方式变革,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浦东引领区临港新片区“双区联动” 将迎更大程度压力测试

  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和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新的一年,上海浦东引领区和临港新片区都将肩负重任。

  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呼吁,要加快推进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给予更大程度压力测试。

  通过双区联动,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将有望在离岸贸易、服务业和金融开放等领域迎来更大的压力测试。

  金融领域压力测试最吸睛

  将打造跨境资产管理示范区

  浦东引领区与临港新片区的蓝图,在两份重要文件中描绘得非常清晰。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中明确,浦东引领区要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明确,临港新片区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实现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

  2022年是临港新片区成立的第三年,也是“五个重要”三年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

  民建上海浦东区委副主委王长元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上海今年的改革任务特别繁重。许多改革事项都处于深水区,属于“最难啃的骨头”,对于这些改革,宜采取“小深切口”的方式加以推进。所谓的“小切口”就是试点的范围不宜大,小到可以从个案做起,同时在范围内外设定防火墙。所谓的“深切口”就是在制度上要对标最高标准,尽可能多走一点,以进行必要的风险压力测试。

  “接下来,原来的离岸和跨境功能,比如离岸业务和境外投资的税制安排,跨境数据安全流动等尚未落地的硬核开放措施,要持续推进落地;新的高标准开放压力测试,比如对标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投资协定,在金融开放、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等方面要先行先试。”相关人士对记者透露。

  其中,金融的进一步开放被认为是众多压力测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明棋对记者表示,在CPTPP下,中国的货物贸易开放程度很高,65%的商品已是零关税,部分商品还有降低关税的空间。“相比货物贸易开放,我认为,在服务业、金融业以及跨境资产交易等领域,可以给上海更多制度创新的空间。上海要成为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一定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

  记者从多方采访获悉,接下来,临港新片区要打造跨境资产管理示范区。今年将加快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等重大平台建设,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和跨境数据流动等试点,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强化双区联动

  一体发力协同发展

  作为浦东引领区与临港新片区“双区联动”的重要成果,“离岸通”临港中心于3月8日正式成立,“离岸通”平台覆盖范围扩展到临港新片区,以推动两区离岸业务“深度融合、一体发力、协同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主任朱芝松建议,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外资准入、市场开放、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人才制度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制度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加快推进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给予更大程度压力测试;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布局、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金融开放创新等方面予以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支持,推动加快提升核心功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对于浦东新区法规制定中涉及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变通的,请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给予认可和支持,加大浦东新区自主改的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浦东新区区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杭迎伟表示,建议支持浦东开展综合改革试点,给予批量化清单式的综合授权,并尽早实施;支持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分层试点开展对接CPTPP的压力测试,开展金融创新举措、医疗健康等消费市场外资准入、海外人才引进等便利化措施改革试点。

  “双区联动意义非凡,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徐明棋对记者说,临港新片区处在制度创新的金字塔顶端,自由度更高,效益更明显。比如,若把科技创新人才的特殊制度安排扩大到整个浦东,收效将更好,制度红利也将大大提高。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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