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此次IPO报告期内，光大同创涉“果链业务”在内外叠加的因素下，遭遇到了近年来最大的“危机”，该部分业务不仅正面临急速收缩的境况，原本的高毛利率也同样大幅下滑，而这也正是将光大同创拖入了上述“增收不增利”的尴尬之境的主因。

　　作者：姚 毅@北京

　　编辑：翟 睿@北京

　　虽然联想集团的A股上市计划自2021年10月初以“一日游”的方式蹊跷终止后至今难见曙光，但多家或“背靠”、或“依附”于联想集团的企业，正持续性地向国内资本市场发起冲击。

　　即将在2022年7月7日召开的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2022年第37次上市委会议上接受IPO申请审核的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光大同创”），便是这类依附于“联想系”而存的企业之一。

　　设立于2012年的光大同创，在几个月前刚刚迎来了其创设十周年的纪念之日，作为一家主营生产消费电子防护性及功能性产品的企业，此次IPO，其拟发行不超过1900万股以募集8.5亿资金投向“光大同创安徽消费电子防护及功能性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光大同创研发技术中心建设”和“企业管理信息化升级建设”等三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从2021年6月中旬正式向深交所提交IPO申请并正式获得受理，整整一年的前期审核问询时间，这也预示着光大同创此番IPO之路走得并不算顺畅。

　　不得不承认，仅从基本面粗略来看，光大同创与同期申请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相比，还算是一家较为优质的拟IPO企业，无论是在2019年至2021年间的IPO报告期内，营收从6.6亿开始直至即将突破10亿的规模，还是那最近三年皆过亿的扣非净利润，这一系列数据都成为了光大同创能最终挺住深交所三轮问询后并最终获得上会资格的最大筹码。

　　但细究光大同创在近三年内的营收状况，毛利率大幅回落而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尴尬处境，这也是其IPO在过亿的利润“护航”下，却推进缓慢的主因。

　　“如果不是2022年第二季度，光大同创的业绩表现有所起色，可能在目前创业板IPO撤回申请的大潮中，其中便可见光大同创的身影。”一位接近于光大同创的中介机构人士告诉叩叩财讯。

　　在2020年，光大同创虽然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超过25%，但尴尬的是同期扣非净利润却出现了下滑。2021年，在营收继续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才勉强使得扣非净利润重回增速。但好景不长，2022年的第一季度，又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其扣非净利润同比一度出现了高达28.81%的下滑，几乎接近30%这一监管红线。

　　“在报告期内业绩的大幅波动，这可能是影响光大同创此次IPO结果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沪上一家大型券商从业十余年的资深保荐代表人向叩叩财讯表示。

　　诚然，在2019年至2021年间的IPO报告期内，光大同创那不断大幅下滑的毛利率叠加其对应的增收不增利的业绩表现，便已经将光大同创陷入瓶颈期的经营状态暴露无遗。

　　幸运的是，作为光大同创最重要的大客户——联想集团，在近年中亦不断加大对其的支持，在光大同创的当期营收占比也不断增长，从2019年的不及40%的营收贡献，到2021年当年中，光大同创那共计9.9亿的营收中，便已经有4.58亿来自于联想集团，占比已然突破46%，距离重大依赖50%营收占比的标准仅距离咫尺之遥。

　　相比于对联想集团的依附，光大同创实际还是一家不折不扣的涉“苹果产业链概念”企业。

　　但与大多数“果链”企业利用该身份大做文章以显示自身的实力不同，光大同创却在此次IPO过程中似乎在刻意弱化着其“苹果产业链”企业的形象。

　　据叩叩财讯获悉，涉足苹果产业链的相关产品曾是光大同创最为赚钱的业务之一，也曾是其毛利率最高的产品。

　　但在此次光大同创的IPO招股书（上会稿）中，其提及“苹果”的却仅有区区三处。

　　“‘果链’业务成为了光大同创此次IPO中难以绕开的‘痛点’。”上述接近于光大同创的中介机构人士透露，在此次IPO报告期内，光大同创涉“果链业务”在内外叠加的因素下，遭遇到了近年来最大的“危机”，该部分业务不仅正面临急速收缩的境况，原本的高毛利率也同样大幅下滑，而这也正是将光大同创拖入了上述“增收不增利”的尴尬之境的主因。

　　1）“果链”高毛利业务“败北”

　　正如上述所言，在2019年至2021年报告期内其业绩和毛利率的大幅波动，几乎是横亘在光大同创此次IPO面前的最大的障碍。

　　据光大同创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其当期录得营收达8.31亿元，较2019年同期的6.64亿元足足净增1.67亿，同比增幅超过25%，但仅8823万的净利润与2019年那高达1.02亿的数字相比，一增一减之下，光大同创盈利能力的下滑有目共睹，即便是扣非后，其2020年录得的1.078亿扣非净利润，也与2019年那超过1.136亿的扣非净利润相比，同比下滑都已成事实。

　　2021年，在联想集团“一家独大”的继续加持下，光大同创营收一举达到近9.95亿，但与2019年那营收仅6.64亿规模而产生的扣非净利润相比，在同比大增近50%的基础上，2021年光大同创的扣非净利润仅仅比2019年时增长了8%。

　　另一组数据，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光大同创在近三年时间里，盈利能力持续走弱的趋势。

　　据光大同创最新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在2019年至2021年间，光大同创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3.10%、37.12%、33.19%，出现了持续的大幅下滑。

　　在2019年后，光大同创盈利能力突现羸弱的背后，便是其涉“苹果产业链”产品的颓势尽显。

　　光大同创承认，在2019年之后其主营业务毛利率出现了持续性的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其功能性产品毛利率下降较多。

　　光大同创的主营业务，主要分为防护性产品和功能性产品两大类。

　　防护性产品主要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安全及形态防护，在生产及储运过程中起到缓冲、减震、抗压、防尘、防潮等防护作用；而功能性产品则是消费电子产品及其组件实现特定功能所需的元器件，在消费电子产品狭小内部空间实现粘接、固定、防震、密封、电磁屏蔽、导电、绝缘等功能或在 消费电子产品表面实现防刮、防尘、防水、标识等功能。

　　在光大同创此次IPO报告期内，防护性产品的营收基本占比在六成左右，其余近40%的营收则来自于其功能性产品。

　　相比较于防护性产品，光大同创的技术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更集中在功能性产品，而功能性产品在过去也一直是为光大同创带来高毛利率的业务。

　　但这一切从2019年后，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光大同创功能性产品毛利率还一度达到65.63%，也正是有如此高毛利业务的支撑，才使得当年光大同创综合毛利率能稳固在40%以上。

　　而2020年，光大同创功能性产品毛利率突然出现断崖式“跳水”，当年下滑几近20个百分点，仅为47.59%。

　　时间进入2021年，其功能性产品的盈利能力不仅未能出现改善，其毛利率反而继续“跳水”超过10个百分点低至了36.38%。

　　2022年第一季度，光大同创的功能性产品毛利率还在继续下降已至30.71%。与2019年时相比，已然腰斩。

　　进一步深究光大同创的功能性产品毛利率下降的背后，主要缘由则是直指其原本高毛利率的智能穿戴类产品在2019年之后出现了大幅的销售颓势。

　　光大同创的功能性产品主要分为智能穿戴类、个人电脑类和智能手机类三类，这三类产品中，智能穿戴类则是毛利率最高的产品，在整个2019年至2021年的三年间，光大同创智能穿戴类产品的毛利率最低也达到了61.49%，最高则一度企及78.22%，，而其他两类包括个人电脑类和智能手机类产品，其在对应的三年内毛利率则在20%—30%左右波动。

　　在2020年之前，智能穿戴类一直是光大同创的功能性产品的主打产品，如2019年中，光大同创的功能性产品的销售收入中，来自高毛利的智能穿戴类产品便占到67.27%。时间进入2020年后，当年智能穿戴类产品的销售占比便迅速下滑至其功能性产品销售收入的35.26%，2021年，光大同创来自于智能穿戴类产品的收入占比更进一步下滑，仅占其当期功能性产品销售收入的22.09%。

　　或许是为了掩盖智能穿戴类产品销售大幅下滑的事实，在光大同创IPO招股书（上会稿）中，其在对产品分类披露营收时，则将智能穿戴类产品与智能手机类产品合并为了“智能手机及周边类”进行披露。

　　在如此“掩饰”之下，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光大同创的功能性产品项下，其个人电脑类产品销售在2019年至2021年间出现了大幅增长，而智能手机及周边类产品则几乎在近三年内持平在了1.7亿左右。

　　在光大同创的IPO招股书中，刻意回避的便是其智能穿戴产品实则便是涉“苹果产业链”产品。

　　“光大同创的智能穿戴类功能性产品的确主要是应用于苹果的Airpods系列产品。”上述接近光大同创的中介机构人士向叩叩财讯证实道。

　　最高毛利率的产品，亦是光大同创在IPO报告初期最大盈利点的智能穿戴产品的“断崖式”收缩，自然也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

　　“受下游智能穿戴产品终端市场需求变动因素影响，终端客户需求有所下降导致制造服务商对智能穿戴类功能性产品的需求有所下降”，“受下游客户生产基地布局及越南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 2021 年向下 游客户销售智能穿戴类功能性产品收入金额有所下降”，在深交所对其智能穿戴产品的“异动”提出原由的问询时，光大同创如此解释道。

　　不过光大同创在变相承认“苹果产业链”业务的智能穿戴类产品陷入“败北”之势的同时，其坚称“报告期内公司功能性产品毛利率下降，未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大幅下”。

　　这背后便是联想集团的大力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金额不断增加”，”整体规模较大、公司保持了良好的发展趋势。”光大同创表示。

　　让我们来看看在光大同创所谓的“营收增长”、“整体规模较大”的背后，联想集团所发挥的重要功效。

　　2020年，光大同创营收同比增长1.67亿，同年，联想集团对光大同创的采购金额从2019年的2.61亿提高至了3.3亿。也就是说，当年光大同创净增的营收中，有超过1/3的部分是来自于联想集团对其的采购加码。

　　2021年，光大同创来自于联想集团的营收更是高企至4.58亿，较2020年又足足增加了1.28亿之多，这也使得其对联想集团的销售占比达到了46.04%。而同年作为光大同创的第二大客户——纬创资通，其给光大同创带来的销售占比仅为7.55%，与联想集团相比差距明显。

　　2021年，光大同创的营收同比2020年增长1.6亿。

　　也就是说，2021年光大同创的营收增长，则有80%是来自于联想集团的“深入合作”。

　　纵然有联想集团可以依附，但在“苹果产业链”业务上遭遇“滑铁卢”的光大同创明显盈利能力已然遭遇大创。

　　2）关键供应商惊现关联魅影

　　除了看似优质的基本面实则背后凸显风险外，光大同创与其一位关键的供应商之间的真实关系也同样令人生疑。

　　惠东县新永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新永源”）是光大同创在此次IPO报告期内颇为重要的一位供应商。光大同创主要向其采购EPE板、EPE产品等。

　　在2018年和2019年，新永源则分别以2576.40万元、2917.65万元的采购额位列光大同创第一大供应商之位，2020年和2021年，即便光大同创减少了对其的采购，但新永源依然分别以1874.39万元和2792.96万元的采购额仍连续两年居于光大同创第四大供应商之席。

　　工商资料显示，新永源成立于2018年2月，由自然人郑越中、郑辉出资100万设立，其中郑越中持有其70%的股份，为新永源法定代表人。也即是说，在新永源成立当年，其便成为光大同创的第一大供应商。

　　对此，深交所在对光大同创IPO进行首轮问询时，便对此提出质疑，要求光大同创说明与新永源包装建立合作的时间、合作背景，以及新永源包装成立时间较短即成为光大同创的主要供应商的原因等。

　　“新永源股东中郑越中及郑辉系父子关系，郑辉在包装材料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该公司位于惠州市，靠近发行人防护性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惠州光大同创。惠州光大同创在生产基地周边寻找符合要求之供应商，基于上述人员的行业经验，将其纳入供应商体系、向其采购 EPE 板并根据其供应速度、供应质量等逐步扩大与其采购。” 光大同创解释称。

　　但这一解释并未打消监管层的质疑。

　　在深交所对光大同创下发的第二轮问询中，则继续对其与新永源等关键供应商之间的真实关系和交易的公允性进行追问，同时要求光大同创说明新永源公司对其销售的公允性、以及主要经营业绩情况，还包括光大同创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与新永源等供应商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关联关系。

　　与新永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光大同创回复深交所称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与上述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占比超过50%以上的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密切关系”。

　　但事实上，光大同创与新永源之间的关系恐怕并非如回复的那般简单，而监管层对其的追问质疑亦非空穴来风。

　　马增龙为光大同创的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其通过马增龙通过深圳汇科智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汇科智选）及深圳同创智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同创智选）合计控制光大同创52.02%表决权。

　　据光大同创此次披露的IPO招股书（上会稿）显示，在此次IPO的报告期初期，马增龙曾持有一家名为深圳前海海带湾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海带湾科技”）60%的股权，但这家企业却在2019年7月被蹊跷注销。

　　据工商信息显示，海带湾科技成立于2015年6月，由马增龙联合另外两名自然人卢嘉鑫、郑江川共同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除了马增龙持有其60%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外，郑江川和卢嘉鑫则分别持有海带湾科技20%的股份。

　　作为第一大股东兼实控人的马增龙并未担任海带湾科技的法定代表人，在其中持股20%的自然人郑江川出任了海带湾科技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马增龙则仅担任监事一职。

　　这家由马增龙控股设立的海带湾科技又与新永源之间有何干系呢？

　　郑江川便是串起马增龙与新永源之间真实关系的关键人物。

　　郑江川除了与马增龙共同设立海带湾科技并出任法定代表人外，其另一个身份便是新永源的监事。

　　不仅在新永源中担任要职，在新永源实控人郑越中在2021年设立的另一家企业——六安市新永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中，郑江川也出任监事一职。